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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自去年孙传庭在山西清田时查抄了数十个豪绅后，崇祯皇帝一直都惦记着剩下的三户晋商，可却一直没查出端倪来。

    原来这三户原籍虽是山西，但却并未在山西境内做生意，而是在张家口，孙传庭大肆查抄仅剩对三人而言无异于打草惊蛇，便将产业以及生意向东转移。

    失去了五个盟友的黄台极对关内物资的需求更加紧迫，这也使得剩余三户更加频繁的调集物资与建虏贸易，虽然赚的比以前更多，但同时也增加了风险，以至于被卢象升顺藤摸瓜一锅端。

    据统计，除了商队查货的粮草六万石，以及生铁数十车之外，在三个晋商的老巢共起出地下银窖多达七个，查获白银六百四十万两、粮草四十二万石，一应商铺、珠宝无数。

    卢象升在信里还打了马虎眼，用几乎跟孙传庭一样的理由，说为了避免往返运送粮草的损耗，从这些查获的粮草中扣除了当月的粮饷，只将剩下的运回京来。

    不论如何这对崇祯皇帝也算是一笔意外之财，崇祯皇帝当即写了道中旨，将三户通敌卖国的晋商满门处斩，而后又令外务府的曹化淳以此案为反面教材，在大明各地宣传，抨击无良奸商之可恨。

    四月十五日，朔望朝，崇祯皇帝以通敌之晋商案为契机，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征收商税，这事儿去年除夕就已经有了风声，群臣们其实早就有了心理准备。

    之所以拖了四个月才正式提出，是因为户部需要根据民间的具体情况来定税率，譬如关乎底层百姓生活的菜米油盐酱醋茶，肯定跟珠宝店、青楼娼馆税率不同。

    还有就是具体怎么征收，怎么防止上古作假、逃税、避税，还有就是什么样的商贾需要征税，不能死板的瞎征税，扰乱了经济秩序。

    比如街边卖菜的小贩，和开粮铺、杂货铺的店主，倘若都视为商贾，就是对底层百姓的压迫了。

    为此，崇祯皇帝没少给内阁首辅温体仁、以及户部尚书陈奇瑜开小灶，讲述他对后世税务体系的十分浅薄的理解。

    税务系统其实是个非常复杂、且关乎今后大明商业发展的大计，弄好了，就是经济腾飞，弄不好适得其反，民怨沸腾。

    温体仁与陈奇瑜这段时间，经常在文渊阁内因为税务的具体问题辩论的脸红脖子粗，最后争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腆着脸去让崇祯皇帝定夺。

    不过不论如何，商税征收的具体政策终于敲定，由户部尚书陈奇瑜、内阁首辅温体仁起草，崇祯皇帝校订并加盖玉玺的《大明商律》就摆在了众人面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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